魏斌：中村圭爾《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评介
中村圭爾《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评介
魏斌
近年来，国内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均呈现出南北不均衡的态势。相对于北朝史的精耕细作，江南六朝史无论是新课题的开拓还是旧课题的深化，都显得较为沉寂。在这种背景下，中村圭爾先生于2006年结集出版的《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汲古书院）一书，对于江南六朝史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此书出版后受到日本学界的广泛重视，川合安、葭森健介、小林聡、戸川貴行等学者先后在《東洋史研究》（66卷3号）、《法制史研究》（57号）、《唐代史研究》（11号）、《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16号）等杂志刊出多篇书评【1】。但就是这样一本重要的学术著作，迄今为止仍未见中国学者的任何评介文章，不能不说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中村圭爾先生及其长期任教的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学科，是久已为中国学者所熟知的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重镇。中村先生早年从事六朝贵族制研究，相关成果于1987年结集为《六朝贵族制研究》（风间书房）一书。此后，他的研究重心即转移到六朝江南地域史领域，《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是二十多年间相关成果的结集。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开始，中村先生对于六朝官僚制与文书行政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已发表为数不少的成果，期待着他在这一领域的成果也能早日结集出版。
《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一书由19篇论文组成，按照研究主题，分为正编四编和一个附编。考虑到此书在国内尚不易见到，下面先详列各章目录，以备参考（括号内为初刊时间，以见作者研究思路的发展过程）：
序章 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史（新稿）
第一编 江南社会と流民
第一章 東晋時期揚州の流民に関する一考察（初刊为中文稿，载牟发松主编《汉唐历史变迁视野下的社会与国家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第二章 東晋南朝における豫州·南豫州について（《人文研究》53-2，2001年）
第三章 南朝政権と南徐州社会（唐代史研究会编《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刀水书房，1999年）
第二编 江南の開発と地域性
第四章 六朝時代三吳地方における開発と水利についての若干の考察（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還暦記念中国水利史論集》，国书刊行会，1981年）
第五章 六朝江南の地域社会と地域性（初刊为中文稿，谷川道雄编《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玄文社，1989年）
第六章 建康と三吳地方（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の都市と農村》，汲古书院，1992年）
第七章 六朝時期会稽郡の歷史的役割（初刊为中文稿，《六朝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六届年会论文集》，南京，1998年）
第三编 江南六朝墓と出土品
第八章 南京附近出土六朝墓に關する二三の問題（《人文研究》34-12，1982年）
第九章 江南六朝墓出土陶瓷の一考察（礪波護编《中国中世の文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年）
第十章 東晋南朝の碑·墓誌について（河音能平编《比較史の観点による史料学の総合的研究》， 1988年）
补章 江南新出土六朝墓と墓誌（新稿）
第四编 建康研究
第十一章 建康の「都城」について（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の歴史的研究》，1988年）
附章 建康都城の位置に關する一試論（初刊为中文稿，《南京史志》1991年第6期）
第十二章 建康と水運（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退官記念中国水利史論叢》，国书刊行会，1984年）
第十三章 建康における伝統と革新（《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别册《中国都市の時空世界》，2005年）
附 编
第十四章 臺伝——南朝における財政機構（《中国史研究》8，1984年）
第十五章 南朝戶籍に関する二問題（《人文研究》44-12，1992）
第十六章 六朝史と「地域社會」（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 続編》，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5年）
从上列各章目录不难看出，作者所讨论的“江南地域”，使用的是狭义上的“江南”概念，即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序章中对此有具体界定：“主要是指长江下游南岸，包括江苏安徽两省江南部、浙江省北部在内的旧三吴地域。”（第4页）这是日本学界的习惯用法。1987年出版的大川富士夫《六朝江南の豪族社会》（雄山阁）一书，研究范围也集中于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不过，汉唐时代的“江南”一词，所包含的地域范围其实要广泛的多，且有一个变化过程【2】。如秦汉时期“江南”一词更多的是指长江中游的江南地区，唐代的江南道则包括长江中游、下游甚至闽中等广大地区。书中既然有“汉唐间的江南认识”（第4页）等说法，对“江南”一词在汉唐间的地域含义做出适当说明，应当还是必要的。
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是六朝国家的重心所在，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作者在序章中详细梳理了相关研究史，注释内容相当丰富，为读者进一步参考阅读提供了便利。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不过，作者的梳理似乎过多的集中于户籍、田制、经济、豪族等传统课题，其他与地域图景密切关联的成果则着墨较少，甚或没有涉及。如第二节“日本的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完全没有涉及宗教信仰。而如所周知，日本学者在六朝宗教史领域做出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宫川尚志、大川富士夫、吉川忠夫、麦谷邦夫、吉村怜、曾布川寛、小林正美、都築晶子等学者的不少研究，都与“江南地域史”主题有着直接关系。即便此书并未涉足宗教内容，但“地域史”是一个立体领域，作为学术背景仍有必要予以说明。第三节对中国学者研究情况的介绍，侧重于1980年以后的成果。可能是为了梳理便利，作者采用了以出版物为纲的叙述方式。这带来一个弊端，即掺杂了很多不相关的内容和表述。如介绍《六朝史讲座》引用的卞孝萱先生之语就是不必要的（第31页）。在本节注释中，作者还详细列出了每种出版物的章节目录，似乎也无必要，且不说其中有相当多的内容并无太大学术价值，且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六朝史，如1991年《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中的《习凿齿评传》、《魏晋官制中的护军》、《东魏北齐兵制概论》等（第63页）。与此同时，有些比较严谨的专业学术年刊却未提及，如武汉大学编辑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6年时已出版至22辑），常刊载相关论文，如唐长孺先生的钱塘杜治研究（第12辑）、黄惠贤先生的谢氏墓志研究（第13辑），冻国栋先生的吴郡大姓研究（第15辑），何德章先生的建康交通研究（第19辑）等等，都与本书研究主题有直接关联。
六朝时期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从立国形势和地理特征上来看，可以分为长江沿岸和江南腹地两大区域。前者包括皖南沿江地带、建康周边、京口以东冲积平原三个地理单元；后者包括环太湖平原、宁绍平原和浙东山地三个地理单元。作者的基本思路，是力图在“沿江与腹地”这一基本地理结构下，分析各小区域的政治、经济功能，以此达到认识六朝江南国家结构性特征的目的。正编四编即围绕这一思路展开。
第一编“江南社会与流民”，分三章讨论了长江南岸的沿岸地带。从写作时间上看，作者最先关注的是位于长江沿岸地带最下游的南徐州，其次是居于上游的豫州和南豫州，最后则是位居中间的扬州沿岸地带。前两篇文章研究方法相近，主要是分析两地侨姓士族状况和刺史人选的变化。作者指出，虽然都是侨州，但豫州、南徐州存在很大差别。这主要体现在籍贯本州的大姓实际居住地的差异。由于过江大族多居住在建康周边，与南徐相比，豫州士族与豫州当地的关系显得淡漠。关于此点，作者在《南朝貴族の地縁性に関する一考察―いわゆる僑郡県の検討を中心に―》一文中还有深入的讨论，可以参看【3】。作者还特别讨论了东晋南朝刺史人选从侨姓士族到宗王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权力背景。第三篇文章的关注点是扬州境内长江沿岸地带和腹地流民政策的差异，指出三吴等腹地流民，在朝廷经济需求的推动下逐渐当地化，长江沿岸流民则由于军事需要而保留侨州之名。这种政策差异最典型的体现是义熙土断。
本编的主旨是讨论长江南岸侨州的政治地理特征。不过，由于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东晋南朝的身份秩序和社会流动问题，因此对南徐和豫州的讨论，也很自然的纳入了这一视野之下，特别重视侨姓士族间的权力关系。如果读者将此编与作者关于刘岱墓志铭的考证参照阅读【4】，一定会有更深的体悟。不过，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读毕此编颇有意犹未尽之感。作者对侨州特征的关注，似乎过分集中于侨民上层。南徐州和江南豫州作为进入侨民最多的侨州，侨民与土民如何并存？侨姓士族只占流民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大量下层侨民的生活空间如何？他们在语言、文化习惯等方面如何与土民相互影响？这些问题是很值得深入讨论的。作者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第三章指出，南徐州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诸如侨旧民众在土地、农业、水利等生产方面的矛盾，生活习惯及其他文化摩擦，侨旧民众所负担义务的不均等问题，可以想见是显著存在的（第131页）。这个观察是相当敏锐的。遗憾的是，本编中这方面的讨论只是零散出现。实际上，皖南沿江地带和太湖以北区域的社会文化面貌，由于大量侨民的涌入必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进一步搜寻资料，细致刻画其变化过程，将有助于理解六朝史更深层面的内涵。
继第一编讨论长江沿岸地带后，第二编“江南的开发与地域性”，将关注点放在了扬州腹地的三吴与会稽地区，分别讨论了三吴的开发与水利、建康与三吴的经济联系、会稽的经济地位等问题。特别是第五章《六朝江南的地域社会与地域性》，是作者研究思路的概括性论述。作者认为，六朝江南的地域社会，可以分为建康、晋陵、京口、吴郡、会稽等小地域，通过考察各地的地理条件、历史传统以及与首都建康的地理关系、各地域担负的地域任务等问题，可以从总体上概观江南六朝史的意义（第215页）。概括来说，建康作为拥有百万人口的首都，其巨大的消费能力导致了周边地区的经济结构变迁。晋陵、京口则是王朝统治层的渊薮所在。与此同时，吴会地区的大族势力持续扩展，社会分层和阶层间的矛盾日益显著。大族势力的基础是农业，而农业开发的重要表征之一，则是湖陂塘堰等水利设施的建设。这是本编诸文的基本思路。可以说，对于以建康为中心的生产、流通、消费网络和地方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视，是本编的主要特色。值得注意的是，本编的《六朝时代三吴地方的开发与水利的几个问题》一文发表于1981年，是全书发表最早的论文，可见作者最早的研究灵感正是水利问题。而如所周知，中国水利史研究是大阪市立大学佐藤武敏等先生很早就倡导的研究领域，作者对三吴水利的关注，正是耳濡目染的结果。
本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经济层面。事实上除此之外，三吴、会稽作为六朝境内的先进地带，还有很多足以代表“地域”特征的文化现象。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可能是宗教信仰网络的形成。如吉川忠夫先生曾注意到栖霞山佛教与滨海地域的关系【5】。与栖霞山相比，会稽剡县佛教信仰网络显得更为成熟【6】。道教徒间的区域信仰网也已受到学者注意，以茅山为中心的修道圈自不必说，唐长孺先生在考察钱塘杜治时，曾注意到吴会一带存在着道教信仰网络【7】，都築晶子先生进一步指出：“这样，从丹阳句容许氏家中秘密开始的新宗教活动，以会稽剡县周边山中的道馆为舞台，被整理并体系化了。以道场、道馆为据点的这些宗教知识分子，多是南人寒门、寒人出身，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联络网，新的道教文化形成了。”【8】笔者在考察六朝江南名山分布时，亦曾注意到无论是道教的洞天福地体系，还是官方名山体系，都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9】。如果将这些宗教文化指标也考虑在内，江南“地域性”研究显然还有很广阔的空间。
作为前两编研究的补充和深化，第三编“江南六朝墓与出土品”，对江南墓葬及其出土的考古资料进行了讨论，包括南京附近墓地形制、随葬陶瓷、碑和墓志等问题。在讨论墓地时，作者将其置于侨旧差异的背景下，指出南人墓多位于旧籍，北人墓则多在建康近郊，早期江南豪族墓在规模等方面体现出宗族与乡里势力的存在。此外，还广泛搜集了文献著录和考古发现的碑刻墓志资料，对碑铭与墓志铭的关系作了推测。在讨论随葬陶瓷时，作者特别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1）器物组合背后的侨旧因素。作者指出，两晋之际江南墓中随葬的明器陶瓷急剧减少，应当与流民短时间内大量涌入有着直接关系；（2）通过分析陶瓷铭文，讨论了围绕陶瓷的生产、流通、消费网络。作者认为，大消费地建康、京口与最大的供给地浙东地区之间的联系，构成了江南地区流通网络的轴心，是理解“江南地域史”的关键。本文可以与第二编的相关研究参看。前面提到，将“江南地域”细分为不同的小区域，分析其各自的功能和相互联系，是作者的基本思路之一。对于随葬陶瓷的细密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实践了作者的研究设想，颇具史识。需要提到的是，本文发表于1993年，第二编的会稽研究发表于1998年，在此之前刘淑芬曾有一篇《三至六世纪浙东地区的经济发展》【10】，对会稽地区的城市、人口、经济体系和侨民都有相当研究，作者似未参考。
第三编的研究体现了作者利用新史料的努力。实际上，近年来江南六朝史研究的沉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史料的缺乏。因此，任何试图在六朝史领域有所突破的学者，首先就要面临如何扩展史料的问题。作者关于随葬陶瓷的考察，在研究视野和分析方法上都不同于一般的陶瓷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为优秀的案例，值得读者深入玩味。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对于陶瓷史的重视，似乎仍受到了佐藤武敏先生技术史研究的影响。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学术环境对于学者的影响。
第四编“建康研究”，研究重心回归到首都建康——作者所说的“大消费地”。本编包括正文三篇和一篇补论。其中写作最早的是《建康与水运》一文，发表于1984年，同样是作者80年代初关注水利史的成果。此文主要是通过梳理建康的水道，分析宫城、居住区与水道的关系，以及水运与商业的关系，指出对于水运的重视，是建康不同于华北城市的一大特征。从全书“地域史”研究思路来说，此文应当被看作本编的核心。其余几篇论文则讨论了建康的城市地理，如“都城”的位置，指出建康的“都城”形状不规则，特别是东墙沿青溪蜿蜒曲折。此外，作者还试图从中国都城发展史上观察建康的位置，认为不规则的形状、竹篱城墙、弯曲道路等是不同于华北城市的特征，而南北御街与东西横街形成的T字形道路、官府集中于御街等形式，还影响到北魏洛阳城的设计理念。关于建康的形制、规模和布局，由于史料缺乏，历来有很多争论，作者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见解。而建康城市地理研究要想走向深入，仍然有待于今后的考古进展。需要提及的是，2001年5月起，南京市博物馆对东南大学、南京市图书馆等地进行了多次发掘，改变了以往根据文献得出的一些认识。张学锋先生对发掘结果有详细的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复原意见【11】，值得参看。
在此想附带提及的是，城市史研究是作者颇为关注的一个领域，曾专门梳理过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城市研究史【12】。而作者近年撰写的一些文章，开始深入到城市生活的内在层面，如已译成中文的《魏晋南北朝的城市与官人》【13】，在问题意识和论述角度上与本编的建康研究相比已有不小的变化。在包括作者在内的不少学者努力下，大阪市立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在中国城市史方面的贡献令人瞩目。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有不少学生也涉足这一领域，相关成果不少已译为中文【14】，读者可以进一步参看。特别是佐川英治对北魏洛阳中轴线布局【15】和平城城市功能空间【16】的系列研究，对于建康城市史研究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附编三篇文章中，《台传——南朝的财政机构》分析了台传的财政功能及其背后的皇权扩张背景。这个问题展现的是建康与江南地域的权力联系，可以看作是作者“江南地域史”研究思路的一环。《南朝户籍的两个问题》讨论了户籍背后的士庶和籍的伪滥化倾向，此点与作者对扬州流民政策的考察是相关的。《六朝史与“地域社会”》则是对日本东洋史学界“地域社会”理论的一个回应。在此文的结尾，作者总结道：
我的看法是，六朝时代的江南，可以细分为具有不同人文、地理特征的多个小地域。其中心是六朝首都建康。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建康位于江南的西北边缘位置，这对江南内部的地域性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建康左右两边形成挟持之势的，是长江南岸作为军事据点设立的京口与姑孰。京口背后是旧毗陵屯田地带，从其一隅产生了掌握京口军事力量的皇帝之家。姑孰的南方是宣城，进入此地的军阀桓氏向西方扩展其势力，在四世纪的江南政治史上留下了重要足迹。江南地理的中心地区是吴郡、吴兴郡、会稽郡，它们作为建康的腹地，是六朝农产物资和人物的渊薮。其周边有山地、丘陵构成的边缘地带，本来是山地民的势力范围，也是六朝诸朝经济开发的前沿。得益于山林资源，吴会地区的窑业、制纸等产业发达，成为商品生产的中心地区。这一地区与大消费地建康之间形成了物资流通渠道，沿线从事商品流通的人口很多。
江南内部这种不同的地域，具有各自独特的作用与特性。这种作用与特性，是由自然条件、地理位置以及历史传统所决定的。与此同时，各地域所具有的作用决定了该地域的社会构造与特性。例如，军事中心的京口、姑孰，与产业中心的周边地带，在社会关系上就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自然也会有不小的差异。所谓江南社会的地域性，就是在此基础上综合形成的。（第621页）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全书的研究主旨。从中也可以认识到，作者所说的“江南地域史”，与森正夫等学者所倡导的“地域社会”理论有很大差异。后者的基本理念是强调社会内部的秩序感，如森正夫先生指出：“个人被置于共通的社会秩序下，被统一于共同的指导者或指导集团的指导之下，我们将这样的地域性的场设定为地域社会。……地域社会是贯穿于固有的社会秩序的地域性的场，是包含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地域性的场。”【17】与之相比，作者对“江南地域史”的理解，更侧重于各个具体地理单元的功能构成及其相互联系。作者认为，通过对各个具体地理单元的“结构—功能”分析，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江南的“地域性”或江南政权的结构特征。
正由于对“地域”概念的不同理解，使得此书从整体上来说较少关注基层社会。这种做法招致谷川道雄先生的批评【18】。应当说，谷川先生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单纯从本书“江南地域史”的题目来说，的确不能无视基层社会的秩序构成。对此作者在一些章节中也曾涉及，如三吴的水利开发与地方势力层的关系、南徐州的侨姓士族与地缘关系等内容。但总体来说，作者的关注重心并不在此。其实，作者所使用的“地域”概念，更接近于中国学术界所说的政治地理或经济地理，注重不同地理单元的功能性构成。这与“地域”（相当于汉语的“区域”）一词所含有的内在秩序感，无疑是有出入的。
问题正出在这里。作者在序章中提出，构成六朝历史的各种现象，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领域，与江南地域的“地域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作为相互决定的条件而存在的（第3页）。进一步还认为，六朝国家的特征，就在于各个小地域的功能及其相互联系的方式。这很不同于日本学界传统的乡里构造论。联系到本书诸篇论文写作时的学术氛围和话语环境，应当说正是这种对“地域”的“异端”理解，使作者的眼光没有局限于“共同体”或者阶层论等分析模式，而创立了对具体地理单元的“结构—功能”分析模式。这是作者能够发掘出此书所呈现的学术新课题的原因。但由此也带来一个疑问：考察各具体地理单元的“地域性”，是否可以避开不谈乡里社会的内部构造？换句话说，乡里“生活共同体”的运行方式，不正是“地域性”的根基吗？对于这个问题，作者的态度是不明晰的。作者一方面认为“地域”研究要努力做到关注其中每个人的具体生活，另一方面从本书诸文来看，却很少涉及基层民众的生活图景。这就使持“共同体”或“地域社会”理论的研究者，如谷川先生，对作者模棱两可的态度感到不满。
我倒不认为作者的观察方式存在问题。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作者在观察“江南地域史”时，似乎更倾向于一种鸟瞰式的外部视角。“共同体”或“地域社会”理论，则是一种立足内部的观察方式。双方在出发点上是有分歧的。而这种分歧有点像是地理学者与社会学者的兴趣差异。对于六朝史研究而言，任何一种观察角度都是需要的。特别是当研究者在新的观察角度下切入问题时，应当允许其出现矫枉过正式的“偏颇”。有时候这种“偏颇”正是导致学术新发现的重要途径。这也正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道理所在。记得在一次私下的交流中，作者询问我对于此书的看法，我回答说此书体现了新旧学术理路的矛盾。所谓“旧”，是指书中诸篇论文写作时盛行的“共同体”和“地域社会”语境，作者身处其中，无论在概念使用还是问题意识上，都自觉不自觉的受到这一语境的影响。所谓“新”，是指本书的基本思路跳出了这种语境的限制，尝试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旧有学术语境和新观察方法在本书中同时出现，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厘清，苛刻一点的说，这是本书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不过，我想我们在阅读本书时，最好还是不要纠结在这些地方，而更注意于它对旧学术语境的突破。这才是本书的真正价值所在。实际上，每一代学人都是在旧有学术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旧语境感到不满而致力于开创新理路的过程，是学术传承中最艰苦也最有魅力的地方。从这本书中，似乎可以想见青年时代的中村先生追求学术新理路的艰苦过程。这是本书在专题研究之外所具有的启示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身上的这种求新意识，在他最近所撰写的职官志论文中【19】，仍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体现。
概括言之，作者在本书中力图通过对“江南地域”内部各地理单元的“结构—功能”分析，展现江南社会的运行图景——首都建康、京口、姑孰、三吴、会稽等各个区域具有不同的功能，以建康、京口—三吴、会稽为轴心，构成了六朝国家的主要权力来源。这种研究视野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想，在这种研究视野的参照之下，只要后学者稍微把目光转移一下，就会发现更多的学术问题。毕竟，构成六朝国家的不仅仅是狭义的“江南地域”。比如说，长江中游的“江南地域”，“地域性”又会是什么呢？随着长沙走马楼吴简、郴州苏仙桥晋简的出土，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有趣起来。
注 释
【1】其中，葭森健介先生书评由笔者翻译，刊载于《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7年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7-298页。
【2】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1992年。
【3】《東洋学報》64-1、2，1983年；后改题收入氏著《六朝貴族制研究》，第421-457页。
【4】《『劉岱墓志銘』考——南朝における婚姻と社会的階層》，《東洋学報》61-3、4，1980年；后改题收入《六朝貴族制研究》，第359-398页。
【5】《五、六世紀東方沿海地域と仏教——摂山棲霞寺の歴史によせて》，《東洋史研究》42-3，1983年。
【6】严耕望《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105号，2005年。
【7】《钱塘杜治与三吴天师道的演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2辑，1993年；后收入氏著《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7-175页。
【8】《六朝後半期における道館の成立》，《小田義久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集》，龙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会，1995年。
【9】《汉唐间江南名山的兴起》，《唐代史研究》第12号，2009年。
【1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第3分册，1987年；后收入氏著《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学生书局，1992年，第195-253页。
【11】《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复原新思路》，《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2】《日本魏晋南北朝城市研究史》，收入中村圭爾、辛德勇编《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7-57页。
【13】收入井上彻、杨振红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95-116页。
【14】室山留美子《北朝时期汉族官僚在首都居住的情况》，收入《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第117-147页。
【15】《北魏洛陽の形成と空間配置——外郭と中軸線を中心に》，《大阪市立大学東洋史論叢》特集号，2005年。
【16】《遊牧と農耕の間——北魏平城の鹿苑の機能とその変遷》，《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第47号，2007年。
【17】《中国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地域社会视角》，《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史学》28，1982年；译稿载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3页。
【18】《「共同体」論と六朝郷里社会--中村圭爾氏の疑念に答える》，《東洋史苑》54，1999年。
【19】《六朝における官僚制の叙述》，《東洋学報》91-2，2009年。